盲目过量施肥 带来三大危害
2013-03-19 13: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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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权威数据显示，我国农民每年由于盲目过量施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平均每公顷达650元。记者专访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副所长张维理
全国绝大部分县投入化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不合理，造成环境代价大约为730亿元
记者：您带领的研究小组，对全国2300多个县近年的化肥使用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听说结果并不乐观？
张维理：不仅不乐观，而是相当严重。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县投入化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不合理，分别有1/10的地区化肥用量严重不足或用量过高。云南某地土壤、气候条件近似的同村，不同农户在种植同种作物时，养分用量相差最高可达10倍。施肥不规范、养分供应失衡的问题十分突出。
记者：您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合理施肥造成的养分供应失衡会引起一连串不良反应，使农产品质量下降。
张维理：不错。因肥料使用不合理引起的危害体现在三大方面：农田养分非均衡化加剧，使土壤更加“吃肥”，对物质、能源投入量需求加大；长期则造成耕地生产性能大幅度下降。此外，化肥利用率低，畜禽养殖业和农村生活等产生的有机肥源利用不足造成农业和农村的面源污染。我们研究认为，这是我国水污染最重要的成因，对水体氮磷富营养化的影响率超过50%；按低值计算，每年所造成的环境代价大约为730亿元。
土地需要均衡营养，但农民存在观念误区：不患多而患不足
记者：给土地施肥就好比给它吃饭。如今全人类都在讲究平衡膳食、均衡营养，土地似乎也该拥有均衡的营养供给。
张维理：人们通过饮食来获取养分，土地则通过肥料来获取。偏食会造成某些营养的缺乏。
记者：现在一些农民在施肥时，总害怕用量不够，而不怕用多。即便多了，他们也认为那是肉烂在自家锅里，并无大碍。您怎么看？
张维理：这是农民在施肥观念上最明显的误区：不患多而患不足。其实这跟吃饭的道理还是一样。肉烂在自家锅里的说法一点道理都没有。这种观念上的误区亟待改变。
改变农村广泛存在的不合理施肥，需要加强现有的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记者：有研究显示，我国肥料利用率低于发达国家，为什么会这样？
张维理：是的。我国在大田作物上，氮肥利用率不足40%，而在蔬菜、花卉、水果等经济作物农田上，氮肥利用率只有10%左右，较欧美等发达国家低10—30个百分点。在欧美国家，农民不仅经济实力、种植规模和专业化程度远高于我国农民，且有公益性的专业农业科研机构和半公益性的农民技术协会共同组成的强大技术支撑体系为后盾。
记者：我国近年来经济作物发展迅速，远远超过土肥技术发展。这种情况如何看待？
张维理：近年来，国家在农业科研上的总投资在增加，但研究主题变换频繁，缺乏系统性，一些重要工作难以开展并延续。通常农业应用技术研究，特别是土壤肥料技术研究不仅涉及区域范围大，且研究周期较长。比如德国现有一份可称作“轮作红绿灯”的技术标准，用来指示农民如何通过作物轮作提高养分利用率。这项看似简单的技术包含了50多个20年以上长期定位试验的主要结果。
记者：可以说，肥料利用率低下的问题早被我国科学界所认识，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少，但对提高肥料利用率的促进作用似乎并不大。
张维理：这的确是目前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提高肥料利用率而言，技术层面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缺少适用技术。这是导致许多地区农民超高量盲目施肥的主因之一。比如说，土壤有效养分测试是合理施肥的重要基础，但一个土壤样本，仅化学测定费至少要200元人民币。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仅4亩，许多省份不过1亩多一点，一家一户农民基本不可能采用新技术。
记者：农技部门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是不是也加剧了不合理施肥的状况？
张维理：目前多数村、乡一级基层农技站名存实亡，专业素质较低的农资供销人员实际成为农民施肥的技术顾问，而政府对这些人员又缺乏到位的指导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目前由于对于农业科研部门创新能力的评价更看重论文数，促使大量优秀研究人员重视发表论文，而不重视撰写适合广大农技人员阅读的科普材料，影响着知识和技术的更新换代。
新一轮施肥技术研制的核心特征是操作简单、有效、便于农民和基层农技人员在田间使用
记者：各地的农民都需要一种便捷、有效的施肥技术，听说您正在进行的研究将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理想？
张维理：我们所的研究人员从1998年以来，联合全国各地农业科研力量，通过在农村的长期蹲点研究和大量的采样调查和定位试验，初步完成了覆盖我国1/3地区农田面积的高精度数字土壤。在此基础上正在研制新一轮施肥技术。其核心特征是操作简单、有效、便于农民和基层农技人员使用，减少常规的测土施肥中一家一户农民测土的费用。大面积示范试验的结果表明，这些技术平均可减少蔬菜、花卉作物氮磷肥料用量20%—40%，成本可以控制在每公顷100—300元。
全国绝大部分县投入化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不合理，造成环境代价大约为730亿元
记者：您带领的研究小组，对全国2300多个县近年的化肥使用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听说结果并不乐观？
张维理：不仅不乐观，而是相当严重。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县投入化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不合理，分别有1/10的地区化肥用量严重不足或用量过高。云南某地土壤、气候条件近似的同村，不同农户在种植同种作物时，养分用量相差最高可达10倍。施肥不规范、养分供应失衡的问题十分突出。
记者：您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合理施肥造成的养分供应失衡会引起一连串不良反应，使农产品质量下降。
张维理：不错。因肥料使用不合理引起的危害体现在三大方面：农田养分非均衡化加剧，使土壤更加“吃肥”，对物质、能源投入量需求加大；长期则造成耕地生产性能大幅度下降。此外，化肥利用率低，畜禽养殖业和农村生活等产生的有机肥源利用不足造成农业和农村的面源污染。我们研究认为，这是我国水污染最重要的成因，对水体氮磷富营养化的影响率超过50%；按低值计算，每年所造成的环境代价大约为730亿元。
土地需要均衡营养，但农民存在观念误区：不患多而患不足
记者：给土地施肥就好比给它吃饭。如今全人类都在讲究平衡膳食、均衡营养，土地似乎也该拥有均衡的营养供给。
张维理：人们通过饮食来获取养分，土地则通过肥料来获取。偏食会造成某些营养的缺乏。
记者：现在一些农民在施肥时，总害怕用量不够，而不怕用多。即便多了，他们也认为那是肉烂在自家锅里，并无大碍。您怎么看？
张维理：这是农民在施肥观念上最明显的误区：不患多而患不足。其实这跟吃饭的道理还是一样。肉烂在自家锅里的说法一点道理都没有。这种观念上的误区亟待改变。
改变农村广泛存在的不合理施肥，需要加强现有的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记者：有研究显示，我国肥料利用率低于发达国家，为什么会这样？
张维理：是的。我国在大田作物上，氮肥利用率不足40%，而在蔬菜、花卉、水果等经济作物农田上，氮肥利用率只有10%左右，较欧美等发达国家低10—30个百分点。在欧美国家，农民不仅经济实力、种植规模和专业化程度远高于我国农民，且有公益性的专业农业科研机构和半公益性的农民技术协会共同组成的强大技术支撑体系为后盾。
记者：我国近年来经济作物发展迅速，远远超过土肥技术发展。这种情况如何看待？
张维理：近年来，国家在农业科研上的总投资在增加，但研究主题变换频繁，缺乏系统性，一些重要工作难以开展并延续。通常农业应用技术研究，特别是土壤肥料技术研究不仅涉及区域范围大，且研究周期较长。比如德国现有一份可称作“轮作红绿灯”的技术标准，用来指示农民如何通过作物轮作提高养分利用率。这项看似简单的技术包含了50多个20年以上长期定位试验的主要结果。
记者：可以说，肥料利用率低下的问题早被我国科学界所认识，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少，但对提高肥料利用率的促进作用似乎并不大。
张维理：这的确是目前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提高肥料利用率而言，技术层面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缺少适用技术。这是导致许多地区农民超高量盲目施肥的主因之一。比如说，土壤有效养分测试是合理施肥的重要基础，但一个土壤样本，仅化学测定费至少要200元人民币。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仅4亩，许多省份不过1亩多一点，一家一户农民基本不可能采用新技术。
记者：农技部门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是不是也加剧了不合理施肥的状况？
张维理：目前多数村、乡一级基层农技站名存实亡，专业素质较低的农资供销人员实际成为农民施肥的技术顾问，而政府对这些人员又缺乏到位的指导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目前由于对于农业科研部门创新能力的评价更看重论文数，促使大量优秀研究人员重视发表论文，而不重视撰写适合广大农技人员阅读的科普材料，影响着知识和技术的更新换代。
新一轮施肥技术研制的核心特征是操作简单、有效、便于农民和基层农技人员在田间使用
记者：各地的农民都需要一种便捷、有效的施肥技术，听说您正在进行的研究将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理想？
张维理：我们所的研究人员从1998年以来，联合全国各地农业科研力量，通过在农村的长期蹲点研究和大量的采样调查和定位试验，初步完成了覆盖我国1/3地区农田面积的高精度数字土壤。在此基础上正在研制新一轮施肥技术。其核心特征是操作简单、有效、便于农民和基层农技人员使用，减少常规的测土施肥中一家一户农民测土的费用。大面积示范试验的结果表明，这些技术平均可减少蔬菜、花卉作物氮磷肥料用量20%—40%，成本可以控制在每公顷100—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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