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在关于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流域水污染防治的调研材料中写道：“当前，三峡库区年化肥使用量约为64.5万吨，平均耕地化肥施用量是安全水平的2.1倍、全国平均水平的1.2倍；年农药使用量约达3.2万吨，平均耕地农药使用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倍；仅重庆库区15个区县年产农村生活垃圾约为72万吨，生活污水排放量约为1502万吨，并且每年还在以10%左右的速度递增。”

　　目前“不仅生态环保投入赶不上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且在投入方向上，治理投入多、预防投入少；点源污染投入多、面源污染投入少；项目建设投入多、运营管理投入少；工业城镇投入多、农业农村投入少。”很多乡镇和农村环保工程因缺乏监管和运营支持条件，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这份材料指出，“在《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中，228.2亿元资金几乎全部投入到工业城镇。在各级财政投入中，95%投向工业城镇污染防治，而占污染物排放总量30%以上的农业面源污染仅得到5%左右投入，从而产生了60%的污染量。”

　　“同农业和农民都处于弱势一样，农村环境问题也处于弱势。”段昌群说，“三峡库区及长江上游是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的本底，是维持区域生态环境安全的关键屏障，而三峡库区及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命脉在农村，如果解决不好这些地区农业和农村的污染问题，就奢谈整个三峡库区和水环境的改善。”

　　利益共享才能将水污染防治落到实处

　　专家认为，从东川“牛奶河”水污染事件可以看出，目前，三峡库区及长江上游地区区域内的水环境污染，在本质上属于“结构性污染”，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下的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布局，不产生污染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基于水环境和水资源支撑能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不综合考虑水电开发与区域在生态建设与脱贫发展中的实际需求，特别是地方在防洪、抗旱、供水、环保、航运、旅游及相关民生产业等综合效益，国家水电开发库区水环境的治理是没有出路的；即使当前取得一些进展，也是难以巩固和维持的。”段昌群说。

　　他认为，应该把这些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水污染防治的重要突破口，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在源头上消除产生污染的根源。

　　包括段昌群在内的相关专家指出，目前，这些区域人与自然冲突最激烈、生态风险最严重、问题发展最迅速。在这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上下游之间诉求的矛盾、水资源利用及与水环境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同资源开发之间的冲突、资源产地与资源利益获得者的冲突正在发展。

　　“破解这些矛盾的关键是要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利益共享、利益均衡、协同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目前的条件下实现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的生态补偿还难以实现，为此需要建立和加大有关水环境目标考核的生态补偿机制。”段昌群说。

　　此外，专家们还指出，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已进入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但由于金沙江下游各大型水电站企业在异地注册，资源开发属地政府难以通过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获取长期效益保障。一旦金沙江下游规划电站建成投产运营，建设期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将随之减弱。

　　“解决好水电开发企业注册地与水电项目建设地之间政府税收征管和分配问题，已是当务之急。”云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在提交给云南省政府的提案中建议：“希望国家制定政策，从水电企业销售电量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转移支付给水电站及库区地方政府，用于移民安置补偿、扶持后续发展、培育新兴产业、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建设”，“从总电量中预留10%，以成本电价直供当地，作为资源占用补偿，逐步推行‘以电代柴、以电代煤’，不断减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只有国家制定和出台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更周到全面的政策，达到利益共享，责任分担，才能将水污染防治落到实处。”段昌群说。（记者 张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