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广西通报称，境内贺江发生水体污染事件，与广东省交界处水体镉、铊超标数倍。贺江是西江的重要支流，西江则是肇庆、珠海、佛山等的水源。据广西贺州政府新闻发布会，污染源为马尾河附近79家非法金属采矿点，雨后致大量金属污染物流入贺江，造成马尾河河口到广东界110公里河段污染。目前非法采矿点已勒令关闭停产。(7月7日《羊城晚报》)发酵数日后，贺江水污染事件，最终进入公众视野。面对各方的担忧，官方、专家迅速出面安抚，宣称“超标水暂不会影响周边居民健康”云云。但纵使已有种种举措，此事所引发的恐慌仍在蔓延。非但沿岸民众忧心忡忡，网上网下一干见证者，也充斥着困惑、愤怒的情绪。由此也不难看出，尽管我们经历过各色的区域污染事故，然而每一次“悲剧”重演，仍在人心深处激起好一阵惊心动魄。雷同的水污染黑色剧，竟能一次又一次轮番上演，着实诡异得令人绝望。据说，此次贺江事件，是由“上游非法开矿”所致，且这些采矿点已被紧急关闭……又一次，公众见识到职能部门“应对危机”的超高效率，于此自然值得认可。只是，需要反问的是，当地何以这般后知后觉？“79家非法金属采矿点”，其规模之巨、存在之久，竟未能被监管部门及时查知、处理？

　　事故发生后，管理者之前的履职不力，一下子变得无比清晰起来。试问，这种“监管失明”的怪现象，到底是单纯的“不作为”，还是牵涉某种“权钱交易”？无论真相如何，环保部门未能预估风险、排除隐患，终致大祸酿成，总归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事实上，若从职能设定来说，所有环保部门的第一使命，都当是以事先介入的姿态避免悲剧发生，而非是在恶果爆发后，急急充当“善后者”的角色。

　　毋须讳言，“贺江水污染”一事，与以往旧例并无不同。一方面，宏观层面，流域上游地方政府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考量，对所辖工业生产放纵行事、甚少严管；另一方面，在具体执法中，各地环保部门自我定位不清。它们仍安于事后出面狂刷“存在感”，也不愿主动出击，动一动违法产家的“利益奶酪”———毕竟，流域水污染的特殊性在于，污染发生地无需承担太多污染后果，反倒是下游地区损失惨重。

　　恰是因为“行为”与“代价”不对等，才使得同一流域上下游各地，各有心思、难成合力。以贺江水体污染一事来说，在事发之前，广东地区民众的关切与诉求，显然未被广西贺州的职能机构充分体知：后者不需要直接面对前者的民意压力，自然不会有用心监管水质的充分动力。当然，就水污染防治来说，两广地区的管理部门，肯定会存在日常的沟通与合作。但问题在于，体系内的职务联系，总是一团和气、缺乏督促力。现实格局如斯，水污染一再重演，又何足怪哉？（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