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地理、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然而，在一切唯互联网论的当下，博物学不仅被边缘化，更似乎成了一种认识世界的过时的方法论。

商务印书馆却在数年前开启了一场“博物之旅”，推出“博物之旅”丛书，欲以十年之功，出版百部西方博物学经典之作。

既是“没落”的学科，为何还要以丰沛的创意、精心的设计、优良的印刷“复活”人类300年的自然记忆？

为此，读书周刊专访丛书主编、哲学教授、美学家薛晓源。在他看来，这是与自然对话的一种方式，而与自然对话共生，始终是人类的来路。

出书的底气

读书周刊：《发现最美的鸟》与《发现最美的昆虫》同时亮相，颇为惊艳。两本书除汇集了西方博物学巅峰时期的鸟类学与昆虫学经典著作之外，插图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要对西方博物学经典著作做精选汇集，首先需要占有大量的原著资料及大量的高清博物绘图，您都是怎么得到的？

薛晓源：先说书的缘起吧。2012年春节，我逛书店，无意间发现商务印书馆出的一本《发现之旅：历史上最伟大的十次自然探险》，封面是大博物画家迪贝维尔绘的绿色鹦鹉，书里有大量同样精美的插图。我欣然购入，回途车上就急急地读起来。

越看越觉得此书似曾相识，原来我在国外买过这本书的英文版，只不过原版是铜版纸印制的8开异形本画册，美则美矣，于阅读和携带是不便的。中文版改为纯质纸版，手感好，分量适中。

博物学书籍、图册原是旧欧洲皇室贵族的把玩之物，商务印书馆的“改编”让我意识到，原来它们是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

 

《发现最美的鸟》插图

读书周刊：可以有赞叹、受启发，但要将心动付诸行动，还需诸多客观条件。

薛晓源：这就不得不说我的一个特殊爱好：收藏博物学书籍。

2005年的初夏，我在美国洛杉矶开完一个国际研讨会，马上去纽约老书店淘旧书。在全世界淘旧书，尤其是淘带插图的旧书，是我的一个习惯。我对书有一种“执念”：图书图书，就应该是图文并茂的。我到处搜寻有插图的书，遇到精美者就淘。我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吃饱就行，钱都花在这上面了。早前我从德国留学归来，淘来的书装了10箱，500多册。

当我在纽约旧书店快意畅游时，一本奥杜邦的《北美的四足兽》映入眼帘。奥杜邦的绘画是我神往已久的，当日遇到真觉名不虚传，书中的动物十分奇特，很多是我所未闻的。我不知不觉站着看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书店老板过来问我到底买不买，我才如梦初醒，赶紧掏钱买下。

这是我收入的第一本博物学书籍，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

读书周刊：但彼时还未动过出书的念头？

薛晓源：没有。是那本《发现之旅》触发了我。

此后不久，我去参加伦敦国际书展，抽空参观了英国自然博物馆，不仅看到了丰富的动植物标本，也看到许多博物绘画，真让我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快感。那次行程最大的收获是，我在伦敦一家旧书店买到了英国鸟类学大师古尔德的代表作《新几内亚和邻近巴布亚群岛的鸟类》一书。书是第一版的复制版，距今有60年历史。

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好运，我逐渐收集到许多关于鸟类的专著，之后是昆虫类的。我开始有意识地按主题收集。

除了1000多册纸质书，我还藏有近百万张博物画的电子文档。它们是我出书的“底气”。

读书周刊：作为丛书主编，您对丛书未来的规模有何“野心”？

薛晓源：“野心”很大。计划出100部，每年10部，10年完成。《发现最美的鸟》汇集了13部鸟类学著作，《发现最美的昆虫》汇集了12部昆虫学著作，书中只摘了原著中最精要的内容，未来我们将陆续把这些原著完整译出。有人说现在这两本书像欧洲足球赛的“射门集锦”，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大家看完整赛事。

我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英德法俄西班牙等5种语言上有优势。

博物学家的傻气

读书周刊：对中国人来说，博物学是个比较陌生的学科。

薛晓源：中国虽然远有《诗经》《楚辞》《水经注》，近有季羡林的《蔗糖史》，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系统的博物学学科。这和东西方治学传统有关。中国人着重探讨伦理秩序，西方则更关注客观秩序、价值秩序与审美秩序。比如八大山人笔下的花鸟，是供人欣赏的，不是用来做科学研究的。

西方博物学与博物绘画则源远流长，最早可以溯源到公元前16世纪希腊圣托里尼岛上一间房屋上的湿壁画，画面上百合花和燕子交相融合，现存于雅典博物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弟子色弗拉斯特曾写过动物志、植物志，其中也有对气候、山脉的描述，但可惜只有文字，没有绘图，更没有对动植物分类、命名和研究。直到17世纪，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出版《植物种志》，首次对动物采用“双名法”分类，对植物按生殖器分类，从而结束了动植物分类、命名的混乱局面。至此，博物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读书周刊：如何定义博物学？

薛晓源：博物，通晓众物之谓也。《辞海》里说，博物指“能辨识许多事物”。

博物学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也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四大传统之一，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地理、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最初都孕育自博物学。

读书周刊：博物学家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薛晓源：历史上著名的博物学家有亚里士多德、色弗拉斯特、布丰、林奈、达尔文、法布尔等，还有人们熟知的哲学家卢梭、歌德、梭罗等人，其实同时也是博物学家。20世纪也有不少出色的博物学家，如威尔逊、古尔德等。中国也有过一些博物学家，如沈括、贾祖璋、竺可桢等。

博物学家往往穷其一生，在荒野之中，与鸟兽为伍。他们中有些人不仅是博物学家，还是诗人、文学家、画家，300多年来，他们用科学的态度、优美的文字、精美的绘画，为人类留存美好的记忆。

我一直想选编一些博物学家的传记。他们身上似乎有股“傻气”，而这股傻气，正是今天的我们所欠缺的。

保护生态的志气

读书周刊：因为学科的分化及向纵深发展，博物学在今天已然衰落，为何还要“复活”这些经典之作？

薛晓源：在博物学被边缘化了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么一项浩大的工程？杨振宁先生的推荐语是一种很好的回答。他说：“我希望这套新书的出版能唤起许多读者，尤其青年读者们的兴趣。”我想还得加上少年，是要唤起青少年读者的兴趣。有哲人说：哲学起源于惊讶。科学何尝不是？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把孩子从书桌边吸引到大自然里去，能激发起孩子们对自然的兴趣、对科学的兴趣。

读书周刊：对生活在钢筋水泥森林中的成年人而言，大自然又何尝不是一种渴望。

薛晓源：为什么一到春暖花开，人们就要去看油菜花、樱花；为什么秋风一起，人们就要到香山赏红叶？人天生就有亲近自然的本性，因为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西方浪漫派说，人是蓝色的兽，因为蓝色是浪漫派的主色调。说人是“兽”，不是指动物性，而是指那种原始的生命力。我们看书，看书里的鸟兽虫鱼，它们的背后是蓝色的天空，是我们人类的来路。

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解决吃饭、穿衣等生存问题，想的不是认识自然，而是改造自然。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化发展的新时代。我们要思考，人与自然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的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

人可以选择从恶，可以选择从善，具有很大的自由性。但人的自由是自然之下的自由。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一定要尊重自然。

 

《发现最美的昆虫》插图

读书周刊：我们已经尝到了不尊重自然的恶果。

薛晓源：国际鸟类联盟最新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全球八分之一的鸟类――1300多种鸟面临着灭绝危机。一些科学家预言，伴随着温室气体的持续排放，海平面逐渐上升，很可能未来人类将听不到鸟的叫声。同时，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将面临巨大威胁。

不仅是《发现最美的鸟》和《发现最美的昆虫》，还有即将出版的《发现瑰丽的植物》《发现奇异的动物》和《发现神秘的水生生物》，这些书中所描绘的一些动植物，在全球化、工业化的今天已经绝迹，还有一些则濒临绝迹。所以，我期待读者看书时，在惊叹、赞叹其大美的同时，更能激起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欲。

读书周刊：您是研究哲学的，重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学术背景，对您观察博物学有何影响？

薛晓源：同时我也研究美术，也画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打破了一个旧世界之后，应该用美来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是美的乌托邦。他们认为，只有美和艺术，才能对抗现代人道德的沦丧，进行自我救赎。海德格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导语，他说，人与自然相互的联系是用来拯救人的。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认为，完全可以用具象的东西来展现抽象的思维，这个具象的东西就是美学，就是诗意的生活。

我的工作室在北京香山，我每天在鸟儿的鸣叫声中醒来，抬眼就能看到窗外的香山，一片葱郁。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自由的。美即自由。

薛晓源

哲学教授，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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