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为什么会诞生？想必大家都能回答，因为有疾病，我们要治病，就需要医学。但这个回答，不可以得满分。因为，有病是需要治，但首先应该是自治，然后才是医治，甚至还有政治。另外，从人类的发展历程来看，医学也是后来才应运而生的，先期并没有专门的医学可言。而自医学诞生以后，就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强大，进而有意无意地误导着人们——唯有医学才能治病，以致医学不仅成为了疾病学的代名词，而且还一跃而成为了人类健康事业的霸主。医学为何而强大和独霸呢？这背后不仅有政治和军事思想的因素，更是因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可求。也因此而导致医学在当今非常的尴尬，而以此为职业的医生，其命运也因此显得有些悲壮和惨淡。
中国传统医学的诞生主要是指导自治和协助医治
生病的本质，是因为身心反常了，不正了。那治病就是把不正的地方给它纠正过来，病就能好了。在上古时候的人，基本是天人合一状态或能做到天人相应，即大多数人都能本能的感受到天地之气的变化，并自觉的和它保持同步运行，如果出现点偏差都是自我纠偏的，也就是自我马上调整纠正过来，不会出什么大毛病。这个时候的人们有病是自治，没有医治。
后来，由于天人分离了，就如同胎儿与母体分离了那样要独立为人了，人慢慢地相对独立于天地间，要独立自主了（这也是人类进化的必然）。于是，人们慢慢的不能感受天地之气的运行了，慢慢地人所具备的自我纠错纠偏的能力就相对减弱了，而人生病的几率也相对地增多了。也就是天人两分以后，自然会出现了大量的疾病。于是专门针对人生病治病和保健养生问题有了专门的学问，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发生在神农和黄帝时期。圣人们为了给人们治病和指导人们养生自治，神农写了《神农本草经》，黄帝写了《黄帝内经》。这两部经典应该说是中国传统医学和养生理论的根本源头，也是最高的经典。准确的说更主要的是养生学（自治）的理论原典，再后来，专门帮别人纠偏治病的一个职业才产生了——大夫和郎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及郎中治病的理念和现代医学理论和医生治病的理念是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都已知道，现代医学治病的基本原则是抗病，即把疾病当作敌人，首先以人体的某项指标异常为目标，把指标回归到大样本统计数据的常态，当作治愈。除了控制病症，恢复指标正常外，再就是努力查杀病原体和切除病灶点这两招了。
而中国的养生文化和医学理论治病的基本原则是纠偏，为什么说是纠偏呢？中华文化认为生病是因为天人失合，人身体偏离了正常，得赶紧让身体回到天人相合的气运上来，也就是把这个偏给正回来。那么，这个纠偏有两个思路，一是以正纠偏，二是以偏纠偏。其中，以正纠偏主要体现的是神治和自治，而以偏纠偏体现的是医治和自治的合一。
以正纠偏主要就是正神、正气和正形或养生这几套方法体系。我们知道，气为血之帅，也就是血听气的指挥，而气听神的指挥。只要精神处于恬淡虚无的状态，气机就不会乱，就会趋于归正，自己神正了就把自己调整好了。即精神力量可以治病，这是真实不虚的，有的疾病，只要保持心情愉快，很快就缓解痊愈了，这是正神或治神的方法体系（在此就不展开了）。
正气有高级和低级之分，最高级的正气方法是直接调整气息，以天合天。这需有道之人，才能做得到。比如古代的彭祖，他生病的时候就是关闭身体所有的进程，做到人和天相合，闭气内息，很快病就好了。这属于自我归正的做法，对人的要求比较高，因为太高级了，一般人是掌握不了的，弄不好会有危险，比如那些不通道的气功练习者，不正确的导引行气，往往把自己身体气机全弄乱了，不仅病没治好，还走火入魔了。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正气就是只要生活有规律，与天地相应，按照四时变化养足精气神，按子午流注作息，并且情志和饮食起居上，都注重养生，人的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就如同庄子说的那样，抱神以静，正气自足，形将自正。
另外就是日常的自我修身（正形）或养生了，即不断修正自己的身体，培育自己的正气，就可以把邪气打败。如果只是祛邪治病，不养身体，那是不行的。自己的身体养的好不好，才决定自己能有多少兵马可以御敌。自己连兵马都没有，战术一百分也是要失败的。也就是说，人体拥有强大的自我应激适应能力和自我康复能力，才能自我纠偏和疗愈疾病。西方人不太理解这背后的原理，就把它称之为是自然医学或自然疗法。
至于以偏纠偏（包括以毒攻毒），在中国医学和养生学的战术工具箱里，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如通过按跷，通过艾灸，通过针刺、通过汤药，等都可以达到以偏纠偏的目的。而不是大家认为的那样，只有吃药才能治病，甚至认为中医等同于汤药。不过，这些工具是要根据病的轻重来选择的。如果是比较轻微病，自己就可以通过泡脚、按跷、艾灸、饮食调养或姜汤发汗等自主方法而可以完全自愈的，不需要去寻求医治。
如果病的比较重，气卡住了，行不通了，仅靠精神力量和身体的养护，是战胜不了邪气的，就得用针刺调气并疏通经络，同时把邪气驱赶出来。如果病的很重，都入脏腑了，针刺就不及了还可能有风险。这时候就得用毒药纠偏（以毒攻毒），也就是我们平时喝的那些汤药，是来帮助脏腑和邪气战斗。这就是传统中医所谓的一整套辨证论治的方法体系。
对于现在的大多数人来说，大都已不具备自我归正或自我纠偏的能力，就得靠专业的中医大夫或郎中来帮自己以偏纠偏，协助自己打败敌人（疾病），这也是比较稳妥的做法。不过，大夫或郎中只是协助治病，其主要还是得靠患者自己的能力来愈病和康复的。也就是说，借助医生和医药去给那些不能自我纠偏的人治病，是帮助支持他们同邪气打仗。
既然是打仗，那就必然要动刀兵的。所以，中医说用药如用兵呀！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也。”仗是不能乱打的，药也是不能乱吃的。弄不好，自己就会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因为，药对人的作用是有病致病，无病致人。对症致病，不对症致人。所以，没病不能吃药，有病了更不能乱吃药。
那传统中医又是怎么“用药如用兵”的呢？是按老子说的——以奇用兵。就是以万物相克之理，消灭邪气消灭敌人。比如，火克金，水克火，寒胜热，热胜寒。失火了，泼水灭火，这就是以奇用兵。发洪水了，用土砌墙把水挡住，这也是以奇用兵。敌人射箭过来，用盾牌挡住，这也是以奇用兵。总结一套用兵打仗的治病方法是：实者泻之，虚者补之，热者寒之，寒者热之。这就是以奇用兵。也足见，传统中医的以偏纠偏是很要有智慧的。
现代医学的诞生和强盛以致大包大揽地替人治病
现代医学主要就是指西方医学（即西医），也称生物医学，后来又被称为生物-社会-心理医学等，那它是怎么诞生并发展而来的呢？
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医学及其流传下来的著作《希波克拉底全集》被称为西方医学的开山鼻祖；后来以盖伦为代表的罗马医学作为古代西方医学主流，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黯淡；当西方进入中世纪的千年黑暗时代，科学变成了神学的奴婢，牧师取代医师，西方医学几近沉默。再后来又经过了拜占庭医学、阿拉伯医学的发展。
从13世纪开始，西方医学始渐复明，直到15世纪，冲破封建宗教藩篱，才得以迅速发展。欧洲文艺复兴和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在西方自然科学的推动下，西方医学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经历了16～17世纪的奠基，18世纪的系统分类和分科，19世纪的大发展，到20世纪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也可见西方医学是在近二三百年来得益于科学的进步才发展成为现代医学的。
那么，现代医学（西医）是怎么个传导中国来的呢？简单地说，是自晚清时，随着西学东渐或鸦片贸易传入我国的。具体点说就是在1835年开始正式进入中国广州的，当时的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首开眼科医局，到1866年发展成为广州博济医学堂，这是我国最早的西医学府，后发展为岭南大学医学院。随后，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华西、湘雅、协和等医学院相继建立，并培养了大量西医人才。由此可见，现代医学（西医）是披着慈善的外衣或是裹着糖衣的炮弹而来的，进来后早期是引起了我国传统医学的极大反抗，后来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了传统医学（中医）的发展方向，进而使传统中医演变成了现代中医或中医药学。
更惊奇的是，现代医学（西医）随后是一路高歌猛进，大包大揽地去替病人强力镇压和消除疾病，也可谓是不断地“找病治病，除恶务尽”呀！并强势地完全统领了人类的整个健康事业，成为霸主。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这既是科学强大力量的使然，也是西方文化和资本的本质所在。
首先是：两次世界大战时，因为战场伤亡人数巨大，为了保卫或延续士兵岌岌可危的生命，医生及药剂师发明了各种化学药物，如抗菌药、消炎药、增加或降低血压、血糖的药物等，旨在消灭一切可能的致病菌和打乱人体平衡的因素，以此来减轻伤病员的身体负担，让那些因为枪炮受伤的士兵得以脱离生命危险。这种立竿见影的救治方式（医疗和医药的救死扶伤和治病救命）障住了人们的眼睛，故很受世人们的欢迎和青睐，并也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极力支持。
其次是：现代医学（西医）和医疗如此先进发达，其最大的原因和优势在于它迎合了资本赚钱的胃口，故而得到了资本的大肆追捧,资本奴役和医药殖民人体的时代就开始。也因此，现代医疗和医药得以迅速兴起并发展壮大起来，进而成为人类健康领域的巨无霸，从而医统了人类的整个健康大业。
总之，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顶力支持以及经济或资本的高度青睐，致使整个医学沿着医疗→医药→医保→医院→医生→卫生（医疗卫生）这样一条单一的防病治病的医学发展路线前进。继而形成垄断的全球医疗卫生体系，成为人类健康事业中的霸主或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医统天下。
可见，西方医学和医药的迅猛发展与西方的奴役文化和殖民运动是一脉相承或沆瀣一气的，其本质也是一种殖民统治的思想，即它是把人体作为其殖民奴役的对象，采用外在的医疗手段和药物来替代人体自身的健康机能去扑灭疾病，也自然是解除了人体自身抗击和修复疾病的“武装”力量，进而让人们就只能完全依赖医疗和医药了，现如今的人类大多都已成为了医学和医药的囚徒（其实那些利益者们无形中也成了里面的囚徒），其身体就是医药财团掠夺财富的殖民地。所以，应分清楚现代医学的利与弊，跳出医疗的魔掌，自我掌控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主权，如此才有真正的健康可言。
然而，现代医学似乎已成了人们唯一的治病救命稻草，人们一有病就只想到“医”，或是把整个健康保障都寄托在医学上了。如今，满地都是医院，满大街都是白衣战士（可谓是三步一岗，四步一哨）。要知道，医院就是战场，医生就是白衣战士，医药就是武器弹药，整个医疗过程就是一场战争（你到医院看病，检查诊断就是发现目标，医疗处置就是精准打击）。更荒唐的是：医保不是保健康，而是保这一场场的抗病之战的经费。但这肯定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健康保障体系，且人民的健康也根本就没有得到保障。
我们还应该看到，现代医学的目的与人类的演进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医学的目的本应是让越来越少的人生病，而现在的医学和卫生经济发展的方向却是要让越来越多的人不断服药打针，这种思路和方式无疑是既治病又致病，形成恶性循环。唉！现代医学还自恃科学的强大，对生命的不适时存在的反应就用药物横加干涉，扰乱其自组织过程或演化失序，甚至不惜手术去改变生命的内在结构。这种积极或过度的医疗行为，自然会严重扰乱身体自组织演化过程或生命系统失序。这既不是“以正纠偏”，也不是“以偏纠偏”，而是“矫枉过正”。足见，现代医学已经走到了生命和健康的反面。
现代医学是一强独霸，其招致的问题也就自作自受
现代医学（西医）因其强大而霸道，进而一跃而成为了人类整个健康事业的霸主，并连同现代中医（也是防病治病了）而独霸了全民健康事业。但其问题和麻烦也一同来了，其中，最滑稽的是医患之间出现了亘古未有的矛盾问题，伤医和杀医事件在当今这个医学发达的时代竟然是频频发生，是患者的错吗？不是。那是医生的错吗？也不是。应该是医学的错，是医学超越了治病的界限，或者说是僭越了生命和健康而造成了如此的悲哀。
我们要知道，疾病的发展变化过程，其本身就是一个正邪斗争的过程，所以，传统中医一贯注重扶正要固本，祛邪要扶正，扶正祛邪两者兼顾，你动不动就大开杀戒，这病人的整体健康系统怎么办？还不由轻变重，弄出多的病来了。所以，医疗和药物不要乱用，一定要考虑它的副作用。然而，现代医学却并没能控制住这些，由于有科学的强大支撑，并在利益的趋势下，制造了巨量的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进而还造成了大量的医疗悲剧。
还应该清楚的是，强大的医学或医疗既是在保护人类，其实也是在弱化人类。从物种发展的角度看，某种物种的繁盛并不代表其越来越强大，恰恰相反，在繁盛的过程中，许多有竞争力、适合生存的基因已经悄然被改变了，也即事实上在走向退化。人也是一个物种，尽管我们自命为高级动物或灵长类动物，并正在统治和主宰着整个地球，但人类似乎也没能逃出这个自残、自弱、自灭的宿命。现代医学和医疗模式其实就是在弱化我们自己。
所以，人类应该要深刻反思，在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上，每一类物种都有某种忘本式的生存演进倾向，即自觉不自觉地忘记了确保自身生存的根基，导致自己的生存面临困境。相当多的理论都指向了恐龙在走向统治地球的过程中，也就开始忘记了自己的生存之本—自我健康能力，进而滋生出不利于生存的很多因素，使其难以躲避物种竞争或自然灾害。我们人类正在重踏覆辙，自身越来越不强大了，当危机和危险来时如何面对？悲催！
仅以庚子年春节的武汉新冠肺炎为例来说，就是一次典型自我抗疫能力的弱化，而病毒却获得了自我的极大优化进化。而在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时，现代医学的思路就是先找到病毒源，也就是首先把病毒传染给人的那个自然宿主找出来，然后顺着源头，找到中间宿主，再把病毒的变异和进化路线梳理清楚，把病毒分离出来，然后研制疫苗，研制针对性的抗病毒药（抑制病毒或消灭病毒）。现代医学（西医）是想通过消灭病原体，就自然而然地可以治病。可是，这只是治病原体，而不是治病，也不是治人，更不是治天下了。如按照传统中医的思路则是：通过治天下、治国和治人，就可以解决疾病的问题。即：传统中医是执本末从，现代西医是执末求本。
正是因为现代西医只看到了病原体，看不到病邪，也看不到人，所以现代医学的治疗往往因其副作用而显得极其惨烈。如像2003年的非典治疗，大量用激素虽然救住了人的命，但大多数病人最后都成了残废。要是按照传统中医思路是，往越来越高的系统走，即从更高系统入手来解决更低系统的问题，纲举目张，执本末从，因敌制胜。而现代西医则是往越来越低、越来越小的系统走，执末求本，倒果为因，穷于流变，支离破碎。这次新冠肺炎（瘟疫）虽然是中西医的两种思维都用上了，但仍是现代医学的精英们占据了话语权，自命不凡地英勇抗击病毒。而苦逼的自然是大批的白衣战士了，在医疗防护不足，医生人手不够，而疫情紧急又危险的情况下，还得顶着各方的压力，强忍着奔向抗疫的战场，这真是不得已而去搏命的悲情。
当今的人类，的确是了得！在物质世界及生物世界，人类已是无所不能了，但也就是旨在外求而已。在面对微生物及至无形的世界，人类可就没那么自信了。虽然看上去是积极地在外求于医学和科学而奋力抗疫，但多少显得有些盲目而忙乱了。前车之鉴——2003年的非典疫情似乎还是没有完全唤醒人们（非典不是人为抗住的，而是自然季节到了，病毒就自然消亡了）的自主健康意识。如能淡定镇静，注重自强健康，而不单纯是去抗击病毒，也许就一切顺序。如此积极拼命地对抗，也不见得就很有效，不仅劳民伤财，无形增加慌乱，还有可能送去更多的性命。从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现有过程来看，无辜死伤的医务人员已不少了，而中招或死亡的感染者则大多是老年人和有基础性疾病的人，说明他们自身的健康能力不足了，仅靠在外医疗和药力来维持的生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自我健康不强大就悲惨了。
更让人揪心是，几乎所有的病人及家属都是完全在等靠医院和依赖政府，竟没有一丝自救，自治和自主的意识，当“封城”令一下，大家就更是惊慌了，稍有点感冒症状就都往医院里挤或乱串，致使那些定点医院是混乱不堪了，医生是万般无赖，而患者及家属都情绪激动。尽管，医学专家都说还有没特效药可以治，可是人们还是盲目的往医院跑，这样拥挤到一起不仅相互传染，而且还空耗精力，这于肺炎康复不仅无益，反而加重。我的意思是说：当今人们的自主健康意识早已被现代医学的光环给蒙蔽了，自己对自身的健康和这场瘟疫是一概不知，所以，就显得焦虑不安，甚至恐慌至极。如此地交叉重复感染，加上精神的崩溃，所以重症和危重病人就多呀！
试想！在这种局面下，有可能救每一个人吗？理性一点说，不可能的。不可能在每个人身上用尽所需医疗资源，也不可能像平时那样静心尽力地抢救的，一是医疗资源是有限的（一开始病床就不够嘛!一下子那应付得过来），二是由于强传染性，医护人员的严格防护措施也自然会影响治疗的各项操作和整体效果。不仅如此，面对新的病毒医生的所知和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患者如果自身的健康系统和健康能力都已经不行了，那再好的药物和再高明的医生也是无能为力的。遗憾的是，老百姓理解不了这些，也不可能理性地看待死亡。就以为医学、医药和医生是万能的，医院住进去了就没事了，怎么可能呢! 大众的健康无知和麻木加重了灾难，这也是真让人悲痛呀！
值得深思的是，在我国的现代医学（包括现代中医）如此先进发达，卫生防控能力强大的情况下，可就在这短短的十六七年间，已连续两次被列入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重大人类疫情（2003年的非典疫情和2020年的武汉疫情），虽然我们快速的行政动员和防控隔离以及医疗救治做得都是非常优秀，让世界也为之惊叹，但这两次特别重大的内发性病毒传染疫情的确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其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重创也让人惊叹的。细细想想，我们该如何确保下一个十年，或下一个二十年内，我们不会再次爆发这样类似的疫情？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而还这样，那我们又能否能承受得起这样接二连三的重大疫情打击呢？即便还能承受得起，也不能这样呀！
在中国正在崛起和中华文化复兴的当下，我们为何不应用中华文化的大医思维，从治国，治人，再到治病来考量并全方位地做好防疫、免疫和抗疫呢？这也就是要考虑到开篇所说的“政治”和“自治”了，而不仅仅只是“医治”了。医治的逻辑和自治的逻辑及政治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医治或医疗是要治好每个人，尽量减少死亡，自治不仅能个人防疫还能自我免疫，而政治是要做好公共防疫（强制隔离），尽量减少发病，让疫情可控。而我们在如何提高个人的防疫和免疫这一块上几乎完全缺失，以致我们虽然打赢了抗疫之战，但结果太惨烈了，尤其是医疗体系的损失是太惨重了。所以，我们尽快补齐自主自治健康这块短板，并完善政治或政府在防疫防病的政策体系，如此，我们在未来就不至于再被动地遭受这么重大的疫情打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