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振铎 / 法国中欧城市学会（筹）

《相约未知土地》（Rendez-vous en terre inconnue）是法国电视二台真人秀，有500多万固定观众，每年只拍一到两期，由制片人邀请一名当红明星，去明星从未去过的地方体验生活。2015年，制片人弗德里克·洛佩兹（Frédéric Lopez）邀请了喜剧演员科洛维斯·科尔尼拉（Clovis Cornillac），来到贵州榕江阳开苗寨，与苗人们同吃同住同劳作20余天。这期节目在2016年4月13日播出，当天就一举创下21.9%的收视率，成为春天最热的节目之一。

法国人拍的苗寨故事，也红遍了中国，当然主要是在微信朋友圈。观察两个不同社会的观众反应时，发现中国兴奋焦点在于美丽的风景，地方政府也借此开始了旅游宣传。法国社会虽然对这世外桃源村落也惊叹，但更关注苗人的生活与情感。两位主角以做客的姿态，通过人类学田野的方法呈现苗寨村落所有的生活，真正打动法国人的，也是这其中自然朴素的人情味。

节目剧照

法国人为什么对苗寨感兴趣？并用真人秀拍苗人生活？同一部作品在两个国家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关注点？这要回到法国人类学的相关传统以及法国社会的中国意象（imagery）是如何受社群和学科的影响去探讨。或许对于理解中国现在由资本控制、愈演愈烈的明星与他们的孩子的真人秀现象背后的社会机制也有参考意义。

人文主义取向的影视民族志传统

英国BBC和日本NHK的纪录片颇受中国观众喜欢，但在中国传播较少的法国纪录片也处于世界先例，其制作方式特别、涉猎视野非常广。这受到从上世纪初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留下的人文主义和世界主义遗产的影响。从遍布世界各地的探险家、纪录片导演、记者，甚至是迪卡侬的运动文化都能瞥见这种探索精神。在中国最著名的、能体现法语民族这种精神遗产的是《丁丁历险记》。

法式纪实片或纪录片能确立标杆意义，得益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让·鲁什（Jean Rough）首创的以民族学和人类学常用的田野办法重构影视。他在《我，一个黑人》（Moi, un noir）等片子中，用“异域者”的姿态，抛弃一切既有的社会身份的定势，进入非洲科特迪瓦、尼日利亚、马里等国部落居民的日常生活，与他们同吃同住，从部落居民的角度讨论他们的仪式、节日、关系、流动和发展等要素。

《我，一个黑人》海报

他导演的《疯狂的老师》（Les Maîtres fous），确立了法国纪实片尤其是关注异文化土地与人的关系的人文主义标准。之后的法国人文电影、广播电视节目都能看到他开创的这种标准和模式。法国广播公司（RF）文化频道的《漫步地球》（Les Pieds sur terre） 、《上坞》（Sur les docks）等节目。

而让·鲁什的思想要回到科克托（Jean Cocteau）的文学电影，即用文学的方法拍电影、看问题。科克托创立的“49追求”（Objectif 49）电影俱乐部，影响了让·鲁什等当时的年轻人，作为科克托最好的两位继承者：让·互什和侯麦，分别开创了两种不同影视模式巅峰。而他们的立场和取向都是一致的：科克托的人文主义（humanisme）。

这段历史决定了今日法国纪录片和美国纪录片的不同拍摄，后者更注重问题的揭露，用矛盾和冲突推动革新，前者则更注重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发掘文化的多样性，从文化与文化、族群与族群的互相理解来尽量避免问题的发生。1992年创立的ARTE电视台，作为德法混血、欧盟融合的榜样，已经和法广文化频道一起，成为法国纪录片的标杆。

这种标杆，强调的特点是从人性（humanité）出发的人文主义取向。虽然人文主义显然不能完全涵盖法国影视民族志的实践，人性、人本、人文三个词，也就是它的实践中尊重与理解人性、拍摄方法以人为本、关注的价值是人文取向。《相约未知土地》也承袭了这种取向，并引入电视市场最新的真人秀形式，用了更让观众接受的方法，2004年创办以来，收视率稳居高位。

人类学“小”方法里的大世界

相对中国电视真人秀那种同时邀请各种当红明星、用上各种复杂的设备拍摄、布景的大制作，这部作品简单多了，而它为什么这么打动人？除了生活化的体验形式、技术地消失了语言障碍、专注于主角和对象的交流，完整体现了民族志的流程：选取田野地、进入田野、同吃同住。

有人会质疑这和普通人到苗寨做客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区别的关键在于主观的动机不同。传统的民族志田野方法的目的促使这是一种有组织的对异文化或族群的“发现”。节目就是严格遵循这种形式的，比如从开头未通知明星、蒙着眼睛登机等秀点。

这体现了民族志的“异域者”守则。明星是当红，有着固定的社会地位。主角用异者最生活的一面和苗人打成一片，不为作秀，是真打成一片。和他们讨论小孩每周花3小时上学、村里媳妇娘家花一天走路来探亲、最后送别时大家流下眼泪。都是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关于人性的共鸣。在相处时，苗人和法国人因为幽默而互相被带动，交流更自由随性。

话说回来，为何法国人能找到苗寨、快速进入苗人的生活？除了制作组前期的准备外，这和法国人文社科界对苗文化的研究扎实和丰富形成的公众对苗文化的理解不无关系。也为他们更迅速地进入田野做好了准备。法国苗文化研究又是得益于法国对越南的殖民以及汉学和西方人类学两个不同传统和学术脉络的互相合作与呼应这三个因素共同的使然造成了法国人眼里的东方文化大世界。

越北地区的苗民和中国苗民同根同源，越语中称之为Hmong 。早在法国对印度支那地区实施殖民统治时，法国就已经开始对对越南和老挝苗族的研究。从法国殖民者最初强迫越北苗民为法国人种植鸦片到1917-1922年的越北和老挝苗民的反抗战争（Guerre de Fou）以及之后印度支那地区去殖民化的过程中，苗民和法国殖民政府之间分分合合的关系，是当时法国社会关注的重点。

法国分类的苗语区

而从殖民时期就开始的苗民迁往法国，也使得面民在今日法国的越南移民中成为一大支，关于越南移民成立的苗文化协会就有60余个，分布在全法各地，通过习俗、文化、旅游、互援等各种活动，让法国社会了解了苗文化。或者可以说，苗文化本身已经成为法国文化的一部分。

法国苗族社群文化游行

这种历史的纠葛与代表性的突出，也置入法国汉学研究。相对于中国本土的苗文化研究，虽然在整体数量以及中国文化的深度上，不可与中国比。但因为其人文社科各界互相呼应。法国的苗文化研究，是通过法国本土的东方文化研究，以及在法国接受训练后的越南学者，在越南河内民族学博物馆等机构开展的研究，共同促进了法国或者说法语区苗文化的认识。

虽然近年法国中国研究因为预算紧张、人才更迭变缓等原因逐渐在衰弱，但其百年汉学积累的研究基础和人才培养机制，加上法国西方人类学阵营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使得这种关注超越了文化研究的范畴，进入了其核心人文社科学科视野。

例如列维-斯特劳斯在听了葛兰言的研讨课后，激发了其在《结构人类学》专门讨论中国的文化。从这里开始的中国意象，一直成了列维的念念不忘的情结。列维自身没有在中国做过田野，也没有专门做过中国研究，不是汉学家。也成为他领导的社会人类学派几代人类学关注的对象。而这种主流学科的认同和传播，是让包含了苗文化的中国意象让社会主流接受与讨论的基础。

超越娱乐：交互的人文研究与实践是王道

中国近年一边电视真人秀节目火热、另一边各种独立纪录片层出不穷，但两者冰火两重天，前者流行于大众后者是小圈子传播，为何没有像没有独立的、纪录片式的真人秀能够获得大众的认可，成为一种普遍文化现象和精神遗产？除了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很大程度上，与目前中国影视受资本控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其与各种人文社科学科的交互并不多有关。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章中对资本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的关系做了剖析：“所有的文化都将变为商品；艺术将根据经济价值，而非艺术价值定义”这导致“文化的独立性大部分消失了”以及“大部分是文化工业的商品；小部分是剩下的市民阶级的真正的艺术”。这对于理解为何娱乐与人文沟壑巨大不无道理。

另外，在全民没有形成现代公民教育时，对人文的理解尺度不同，导致普通观众很难进入独立纪录片的话语。我们的文化和电视不会去关注这些细节，也很难各方默契协作提炼出这么一部精彩的作品。

国内民族研究在国际互动的同步性、内部的沟壑也导致了这类人文主义研究很难扩散道到学术之外，像法国一样全面形成交互。比如多年前北京某大学社会人类学所某位教授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旧案，也侧面反映出了中国民族研究在国际的弱势。

列维-斯特劳斯对这位曾在法国接受人类学训练的中国学生做的关于西南纳西族的研究公开表示称赞后，该学生的博士论文后出版，成为法国人类学系的经典参考书。其后因为这段经历，回北京某大学任教，多年以后其在中国被发现该书是抄袭某前辈的研究，也成为人类学界一段公案。而法国学界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理解仍停留在其研究之上，说明了双方的研究是不对等的。

经过几代民族学和人类学家的积累，中国研究者记录的中国各族群文化要素、历史与问题的研究资料，远远超过美国和欧洲的中国研究者，但因为整体的人文社科教育理念、方法以及交流的规则更迭较快，且都由欧美大学主导，加上中国一些研究者受困于意识形态，并不能掌握这种基本的规则，何谈创新与超越？

2014年召开的中国苗族研究组织成立大会（图片源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官网）

人类学方法的因为“看去”好上手、门槛低，加上故事性和文化性强、可读性高，越来越多地被人文社科界学习和使用，成为内部以及与公众交流的一种工具。这种背景下，人类学已经成为国际学界研究民族和文化的主流学科。欧美的年轻学生，选择接受人类学、社会学等基础学科和新闻、影视、管理等职业硕士并修的教育，这种教育方式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比如作为让·鲁什，而这一切，源于他在非洲作为道路工程师的职业生涯，在回到法国后，接受了人类学训练，接受了指导了重新回到非洲，再获得巨大的成功。

而中国由于民族学界对此并没有达成共识，加上少数人出于维持自身学术地盘的需要，人类学界呼吁多年的一级学科方案，迟迟未获得通过。使人类学的训练和培养缺失了“本科”这最重要的一环。

法国《相约未知土地》的成功，是整个社会的人文社科素养、对异域多年持之以恒的认识以及学科交互强的支撑。这种进步的现象，除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公民普遍开始追求生存以外的需求后才会出现，同时又需要在资本等不同利益力量不自觉地对社会实施控制时，精英和大众能对坚守人文价值达成基本共识。不然我们可以制作出高水平的娱乐节目，却缺乏深入、专业和流行的人文影视。

【本文原题《法国苗寨片中的人类学与中国意象》，作者陈振铎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生、中欧城市学会（筹）召集人。中欧城市学会（筹）是总部设在巴黎的非营利性独立智库，联合国际相关城市和地区问题研究员，从事涉及欧洲、中国、和欧中有关的非洲地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城市研究，以及这些地区的城市设施投资发展咨询、设计与文化交流。作者微信公号“边城记”:Deaudo，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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