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刚
有一本书，书名是《气候改变历史》，其中有一篇，叫做“发明热带性”。我认为，这篇文章里的说法，对我们理解河姆渡人的得失，或许有帮助。
河姆渡人是幸运的，但幸运靠不住，犹如热带的妖娆，“福兮祸之所伏”。热带有着天然的美丽和富饶，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竟然发明了这样的热带性——伊甸园。他说“小鸟的歌声是那样的动听”，“没有人愿意离开这个地方”……他的热情，在欧洲引发了有关“富饶热带的神话”，对于来自寒冷地带的欧洲人来说，热带的诱惑，一如天堂般，挥之不去。
在自然王国里，热带，无疑是一片“幸福的国度”，万物在自然的统治下生长，生机勃勃。对此，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我觉得，那仿佛是我置身于人间的极乐世界，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而德国哲人洪堡，则一再声称，热带“伟大壮丽”的景色，是多么的令他“惊诧和敬畏”！没有哪里可以像热带那样，让他感到自然是如此壮丽；没有哪里可以像热带一样，让他感到自然是如此的强大。
受了洪堡的浪漫主义的影响，达尔文对热带的考察也变得浪漫起来，他说道：我第一次看到了热带雨林，它是如此雄伟，只有亲眼目睹才能真正体会它是多么神奇，多么伟大……那时的达尔文，一点也不像个进化论者，倒像个属于上帝的伊甸园的拥趸者，他本来应该在热带雨林里发现天竞物择的自然进化的竞技场，不料，他在此惊呼一个天人合一的绿色乌托邦。
他说，用尽了一个接一个的形容词，都无法向那些没有来过热带的人，准确表达他的强烈感受，表达他精神上的愉悦和震撼，这里整个就是一个伟大而纯天然却又散乱而繁茂的温室。自然把这里变作它的小小动物园，但是人类却占为己有。看起来，一个多么让人满怀爱的地方啊！对于欧洲人而言，它就是另一个星球，在和他们家园差了几个纬度的远方，另一个世界的光辉正在照耀大地。
文明要有禁忌
他用“另一个星球”称呼热带，显然是把热带划在了文明世界以外。但他没有说明，这“另一个星球”，究竟是神创的，还是自然进化而成的，总之，它肯定不是人类的产物，不属于文明世界，用庄子的话来说，便是“天而不人”。人们对热带情不自禁的赞美，或多或少有几分“天而不人”的味道。一旦用人的尺度来衡量，将人本主义的文明世界的原则用于热带，便“七窍开而混沌死”，热带崩溃了。
我认为，洪堡、达尔文等人对热带性的赞美，也适用于我们对河姆渡人的看法。在热带性里文明初曙的河姆渡人，曾经享受了洪堡、达尔文等人极力赞美过的热带性的美丽和富饶，同时，也因了小冰川期的到来导致热带性退出，使得河姆渡人也随着“文明的热带性”不适，而退出了文明的进程。寒流入侵，终结了“文明的热带性”，文明转向温带和亚热带发展，向着以农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文明转型，终于撕裂了脆弱的热带性，就如同伊甸园，经不起蛇之诱惑，竟然因为一个小小的禁果而堕落。
难道全能的上帝会不知道人类终将偷吃禁果？知道而不能避免，有几种可能，一是上帝不想保全人类，二是想保全也有所不能，三是给人自由让人类自己选择……如果我们确认了上帝全能的假设，就不会对上帝能保全人类有所怀疑；如果我们确信上帝关爱人类，就不会对上帝想保全人类产生疑问；以此，我们就能确定，上帝是要给人以自由，让人自己去选择，这一点很重要，决定了文明的本质。
但人类毕竟在上帝的保全下过了一段伊甸园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有两千年，也许更长，要把整个仰韶大暖期都算上，总之，人类没有辜负这一段时光，在应有尽有的幸福日子里，将各种文明的要素都具备了。禁果吃与不吃，看似诱惑，实为选择，是选择神的恩宠，永远在上帝的保全下生活，还是选择自由？上帝本以自由造人，人类选择自由，便是实践上帝造人的原旨，让自由成为人的本质。
就此而言，人类的始祖并未辜负上帝，“偷吃禁果”一说，是人类对“偷”这一“原罪”的忏悔，可是，如果上帝旨在让人选择，“原罪”岂非就要消失？也许“原罪”的根源，并不在于禁果，而在自由本身，也就是说，自由本身已有“原罪”，一旦选择自由，便同时选择了善与恶、是与非、利与害……等等，对立性中，本就含有“原罪”的因子，有所偏倚，即生“原罪”，所以，要“适度”，要“止于中道”，而这就是法治的根源——守住“原罪”的底线，“禁果”的原教旨，理应在此——文明要有禁忌。
河姆渡人是否也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也许那一粒农艺的种子，便有着“禁果”的意味。河姆渡人天真活泼的农艺活动，培育了稻种，萌芽了稻作农业，其于河姆渡人，福耶祸耶？
有一位美国学者，在其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谈起“牲畜的致命礼物”时，就提到了“农业的出现如何会成为群众传染病形成的开端”，据说，农业社会的人口密度和农业生产方式产生的病菌，对于从狩猎采集向着农业生产转型的族群来说是致命的。以此，我们猜想，河姆渡人消失，很可能就是遭遇了农业文明产生的病菌入侵，在文明的试错中，农业文明的始作俑者，成为了牺牲品。
农业生产方式对自然经济发动了致命攻击，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破坏自然形态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带来的生态系统的变化对自然秩序的破坏性影响隐蔽而深刻，尤其农业微生物引发的病菌，对自然界微生态循环系统的破坏，可以说是人类以文明的方式不经意的开启了传染病的一个源头。
疾病流行，对于初民是灾难性的，他们不知疾病为何物，其于生死，所习知者，乃是习惯性的自然生死，谁知病菌带来生死，怎见死亡还会传染？在文明开化中，不知不觉，死亡就来了！他们不知死亡从哪里来，还要往何处去，更不知死亡几时来几时去……文明缘起，原非福祉，乃不得已。
但凡新生事物，初始多为文明禁果，人类好奇，而欲尝试，或引发文明冲突，或修成文明正果……河姆渡人便如此，以其不断的试错，而发现稻子，发明农艺，而后因了好奇而自食其果。
被热带性恩宠了两千年的河姆渡人，根本不知农业文明的病菌为何物，要是早知如此，难道就会何必当初？在“牲畜的致命礼物”里，列举了一些农业文明的动物性疾病：与牛有关的疾病，有麻疹又叫做牛瘟、肺结核、天花；与猪、狗、鸭有关的疾病，有流行性感冒、百日咳；与禽鸟有关的疾病，有恶性疟疾等。这些动物，都被河姆渡人驯养为“牲畜”，同样也给河姆渡人留下了“致命礼物”？
河姆渡人消失，有多种说法。或曰为异族入侵，可遗址未见有杀戮痕迹；或曰为海侵，然而，说一个能猎鲨捕鲸善于航海的族群亡于海侵，理由似乎也不够充分；能否有一种新的说法呢？
受那位美国学者的启发，我也想到了“病菌”，也许真的是因为文明自身产生的病毒毁灭了那个创造了该文明的族群。如果说上帝创造世界，是一个完美的一次性的理性安排，那么人类缔造文明，则必须在不断的试错中进行，或经由某个族群，或出自某一部分人，因其好奇，总是尝试，所以，不断成为试验的牺牲品，而“禁果”的意蕴，便注定了那些偷吃的人，必须在文明的试错中承受厄运。
该隐后遗症
河姆渡人过着“富饶热带的神话”生活，“天放”了大约两千年。文明古国初曙时，他们还在“拒绝成长”，享受“不发展的自由”。
但他们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良渚人，良渚人用生产代替采猎，将河姆渡人的游戏规则发展为良渚文化的生产方式，使以采猎为主的自然经济转向以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经济。
在河姆渡遗址的最上面一层，覆盖着良渚文化的遗存，这说明良渚文化取代了河姆渡文化，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河姆渡人被良渚人征服了，也许取代是以经济转型的方式完成的。
河姆渡人为稻作农业的兴起准备了一套成熟的农艺，当农艺活动向农业经济转型时，河姆渡人却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我们认为，很可能是由文明试错引发的病菌所传染的疾病。如果说文明试错的病菌曾经逆袭了河姆渡人，那么当下的生物技术转基因是否同样也包含了试错的成分？河姆渡人就是在文明试错和经济转型的关头上消失的，它提醒我们，能否采用文明保守主义来保卫基因？
经济转型，其实是最为深刻的革命，尤其从自然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从自然的食物链之外，开辟新的食物来源，这表明人类从自然王国向着自由王国迈出了第一步。禁果，归根到底，就意味着新的食物来源，虽然上帝说了是禁果，但还是让人类自己选择，因为在上帝那里，自由是比权威更高的原则，而自由的根柢就在上帝，在于上帝造人是按照自己的样子，把自由作为了人的本质。
如果只是为了禁止，要禁的就不是那果子，而是人的自由意志，可上帝偏袒的，恰恰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上帝之所以要弄个禁果出来，就是用它来检验人的自由意志。在此之前，上帝并不知道自由意志是个什么样子，它在创造世界时，按照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安排了天地万物，设定了日月星辰，赋予一切存在以时间和空间的属性，唯一具有不确定性的就是人，因为只有人分有了上帝的自由意志，上帝要通过人的自由意志的表现来认识它自己，人是上帝的镜子。因此，禁果的存在，是用来提醒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作为个人应有的权利和责任，应视为上帝对人类的第一次启蒙。人应该留在伊甸园里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生活，还是走出伊甸园凭藉自由意志开始文明试错的生活？
汤因比在其所著《历史研究》之“波利尼西亚人、爱斯基摩人和游牧民族”一节里，提到了古代叙利亚人的一个传说，说亚当和夏娃，生了该隐、亚伯两兄弟，一个种田，一个放羊，一个向耶和华奉献农产品，一个奉献头生的小羊和羊脂油。对此，耶和华并未一视同仁，而是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偏好，对亚伯的奉献示以感谢，对该隐的奉献却无动于衷。使人不禁要问，何以会有如此差异？
汤氏书中给了一个解释，那就是“游牧生活，的确是人类技艺的一个胜利”，他认为，牧人比农夫“拥有一门更好的技艺”，因为“驯化动物比起驯化植物来，是个较为高级的文明形态”，而这也就是亚伯的奉献能得到上帝称谢的原因了。汤氏这一说法，有想象力，但有些随意，未曾深虑。
首先，牧人与农夫，技艺孰优孰劣，不是基于想当然的常识立论，用一两句话就能打发，而要从文明的源头去看，对文明的进程，要用一把历史的尺子，去做不同阶段的深入考察。谈历史，不是有个“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吗？试问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哪一个不是以农业为主导而立国呢？若此言不虚，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农夫的力量和技艺，对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更为有利呢？
其次，汤氏何以见得上帝对亚伯奉献的称谢，是对牧人技艺的认可而非一种价值取向呢？须知古国方兴之日，正是人类异化之时，那些原本要追求自由的人，反而都在追求权力，把个神权、王权特供起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在斗争中，都通往奴役，从神话到历史，便是个这样的结局。
在古典理性之光照亮人性之前，人性中最为灿烂的，惟有神话，其本质，乃人性之神化，以及神化过程中自由意志向着权力意志异化，并与权力意志战斗因而产生英雄及其命运之传奇。“文明古国”的出现，宣告了权力意志的胜利，权力意志获胜，神话也就终结了，相应的历史，随之而开始。
文明以农业为主导，国家以农民为主体，这当然就可以说是农夫的胜利。胜利，取决于粮食，能稳定的生产足够多的粮食，不但要靠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艺，更要靠聚族而居的社会生活和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用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文明体系，确立权力对土地与人口的支配——为江山立国体。
一般来说，定居的农民能集中反映权力意志的要求，他们是权力的缔造者，也是权力的崇拜者，无论神权，还是王权，无论国权，还是族权，抑或君权和民权，他们都能缔造出来，转成习俗，化为观念，建立政权，无论种种，均安然接受，欣然想象。农民对于权力的想象，乃基于对土地的渴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非一家私有，而是公有，可以“普天之下”来分享，但前提必须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能够分享“王土”的“王臣”，当然也就是农民权力想象图景中的“公民”了。
这般图景展示的，现在看来，就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本来，在人之初的伊甸园里，既无奴役，也无自由，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按照自然法则生活，可人为万物之灵，还有自由意志。要自然，还是要自由，人做了取舍，人非一般动物，岂能被食物链束缚？为了自由化的生活，哪怕必须试错！文明一再“试错-证伪”，不知要经历多少个世纪，有如沧海桑田一般，方能结出那么一个文明的正果。
第一个正果，当然是“国”。“国”的形态，从古国到方国，从方国到王国，从王国到帝国，这便是“文明古国”的发展历程。由此看来，我们就发现，本来，向着自然宣告人类自由意志的国度——古国，在征服自然之后反过来征服人自身了。人以粮食生产摆脱了自然的食物链，却以社会分工形成了新的食物链。人以自由意志超越了自然法则，却又以权力意志去追随自然法则，这样古国就发展为帝国。也许，上帝从该隐的奉献中看到了通往奴役的趋势，而亚伯的奉献里还带有文明稚气的自由意志。
汤因比谈到游牧民族的来历时，指出了一条从绿洲到草原的来路。当天气变化变得越来越干旱时，那些本已定居在绿洲上的欧亚人，就必须一而再的回应寒冷与干旱的挑战。他们要么逃走，作为移民去寻找新的生活彼岸，就像被他们祖先早已舍弃的游猎生活一样；要么坚守，但必须转型，要放弃原来在绿洲上定居的那一套农耕生活方式。汤氏称他们“孤注一掷”的带领着家属和牲畜，利用新的驯化技术，深入草原畜牧，把个辽阔的草原，变成了新家。但是，请别忘了，还有自由意志的驱动呀！
汤氏的说法，只说到了天灾那一面，还有人祸，那也不能不说。所谓人祸，无不起于对“国”的争夺，“国”就是伊甸园里的那个禁果，被人拿来你争我夺，修成了权力意志的恶果。失败者，被“国”驱逐，太史公说起匈奴的来历，便说是夏桀的子孙，逃亡大漠，转化为游牧民族。远古如此，近代以来，不也有权力意志驱逐自由意志的事件发生？例如，俄国“十二月党人”，不就被沙皇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还有那些不顾一切追随丈夫而来的美丽而高贵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即便到了现代，不是依然还有着《古拉格群岛》和《日瓦格医生》那样的事件不断发生？也许这就是上帝称赞亚伯的原因。
该隐杀死亚伯，不仅是个宗教信仰的寓言，更是一个有关政治文明的预言，它不但预言了农耕和游牧的文明的冲突，更预言了禁果——“国”的权力意志与自由意志斗争的历史的发展道路。
在文明起源时留下的那个病根，我们称之为“该隐后遗症”，历数千年，仍以一种原型的力量发挥其统治的机能，如此原型，或应同样出现在中国的史前文明，我们不妨到良渚去做一番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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